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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1-18 14:5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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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陵齿蕨属自社区农场的调查(之二)

核心提示:农场里种的是真正的有机蔬菜,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定期采摘配送到业主家中。这种从地头到餐桌的种植配送模式,不仅可以保证一家人对蔬菜的基本需求,更重要的还在于确保了蔬菜的新鲜及安全。这就是当下悄然在重庆流行的社区农场。

本报近日调查发现,不管是农场老板还是租地业主,他们选择这种生产与消费方式,主要是基于食品安全的考虑,害怕吃上含农药与激素的蔬菜。然而在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的今天,面对国人对安全食品的庞大需求,社区农场的供应能力却只能算杯水车薪。

寻找合适的流转地

这是初夏一个难得的凉爽天气。5月23日,大学教师陈丰瑞从主城驾车来到自己的菜地。在采摘完一小片的白菜后,他在菜农的指导下,一锄一锄地翻耕,为播种西红柿做准备。

陈丰瑞的菜地位于璧山县八塘镇蔬菜基地,一个占地100多亩的家庭菜园里。农场里一个个小方块地星罗棋布,列阵有序,以沟为界,每一块地都标识有承租人的名字。

再过一个多月,农场里的长廊将被苦瓜藤覆盖,景致很美。陈丰瑞说,到那时会吸引更多业主前来采摘和玩耍。眼下,他虽然享受着租地种菜的快乐,但却觉得这样做实属无奈。近几年,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毒奶粉、毒豇豆、地沟油、农药超标一次次挑战着他的心理极限。

在重庆,像陈丰瑞这样因担忧食品安全而下乡租地种菜的城里人,如今越来越多了。仅在陈丰瑞种菜的那个家庭菜园里,就有三四百人。

杜德超是这个家庭菜园的四个股东之一。2007年,他回农村老家时,吃着自家种植的有机蔬菜,感言这才有菜的味道。但城里人很难吃到这种蔬菜。杜德超很快洞悉到了这种现象背后的商机。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他跑遍重庆周边区县,去寻找合适的流转土地,但都不太理想。

此时,璧山县八塘镇打造万亩蔬菜基地的大幕拉开,政府正在四处招商。作为初试,镇政府先将部分农民土地流转给投资者,流转价格按每亩每年700斤稻谷的市场价计算;农民实得600斤的折价,村社提留100斤的折价作为工作经费开支。正苦于找不到土地的杜德超,趁机选择了八塘镇的蔬菜基地。

2008年9月,他从当地农民手中流转了110亩土地进行蔬菜种植。当时络版的开心农场正如火如荼,有朋友叫他利用这些土地打造成现实版的开心农场。但杜德超觉得这不是他想要的那种模式。或许有更好的一种方式。他说,他想要的模式,是打造重庆首个集约式的有机家庭菜园。

定期配送有机蔬菜

盾叶苣苔

于是,杜德超将110亩土地划分成了400块小方地,每块地100平方米,以沟为界。这些小地块,就是他为每个承包家庭准备的独立地块。

为什么要如此划分地块?杜德超对此有过计算,一个有五口人的家庭租地种菜,0.1亩地太少,0.2亩地又太多,而100平方米相当于0.15亩,种出来的蔬菜基本能满足这种家庭的食用需求。

随后,镇政府出资为杜德超的菜园建起了园区便道、灌溉管和排水沟渠等设施。一切妥当,日趋被世界各国所重视杜德超选择了北碚作为推广家庭菜园的先行地。他利用电视、报纸及小区广告栏,到北碚宣传他的有机生态菜园。

这个菜园的具体运作模式,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你的地每一个地块由租地者自己命名;你的菜每一个地块全年出产蔬菜不少于30种、1200斤,全属于租地者;我来种采用最高级的有机生产方式耕种;我来送每月分9次,定期配送新鲜蔬菜到租地者家。

这种新的菜园种销模式在重庆还是第一次出现。为了吸引市民前去租地种菜,杜德超把每块地的价格定为全年1680元。这是相当便宜的价格。他告诉本报。

陈丰瑞就是菜园的第一批业主,他经常会到菜园看看自家的菜。整个菜园的菜都没有使用化肥、农药和化学激素。其种植标准,比一般的无公害农产品标准还要严格得多。三年了,因为一直使用有机肥,他发现整个菜园的土质得到了很大改良,由板结变得松软了。

杜德超介绍说,菜园的有机肥全是从养鸡场购买的鸡粪,在发酵池发酵后使用。同时,由于有机农业的种植需要有经验的老农参与,他便请了当地20多名老农作产业工人,负责种植技术。从原则上讲,我并用螺母紧固们不支持业主参与到菜地的种植中来。

客户可监督生产环节

在北碚推广的2年时间里,杜德超的菜园引来了100多名城里人租地种菜。去年,他把每块地的全年费用调高到了2400元,并将业务推向主城。不到1年时间,又发展了200多名业主。

到现在,400块小方地,只有不到50块地还没租出去。估计再过两个月左右,剩余的地就会全部出仓。杜德超信心十足地表示。目前,菜园每天分六条线路,把上千斤蔬菜配送到业主家中。由于每年每户业主可收到1200斤蔬菜,每斤均价为2元,他的收入就比较可观。

八塘镇党委委员彭波认为,对于很多城市白领而言,他们愿意而且能够支付足够高的价格来购买绿色、有机食品。而家庭菜园的服务模式恰恰满足了他们的需求,也使得农场可以获得高于传统农业的市场收入。

事实上,这种模式在国外早已存在,被称作社区支持农业(即CSA),在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瑞士,其后在日本得到了发展。当时的消费者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与那些希望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携手合作,建立经济合作关系。这是一种城乡社区相互支持,发展本地生产、本地消费的小区域经济合作方式。

目前在国内,也有多家这样的CSA农场。在北京,领跑者是一家名叫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农场。这个农场同时提供劳动份额(即认养土地种菜)和配送份额(向消费者配送有机蔬菜),其负责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农业研究院博士生石嫣。从2009年起正式营业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农场里的劳动份额就已经满员。

我们施用蚯蚓粪与麻酱渣等有机肥料,完全做到了生态农业,客户还可以监督农场的生产环节。石嫣在接受采访时说,CSA自然天成,大家都是参与者,互相之间形成了信纤杆蒿任和信用。这可能是一种更为长效的信任,同时还起到了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

种菜是一门技术活

尽管如此,在一座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口下降加工进程中的VOC产生的大城市,家庭菜园对解决蔬菜供应只是杯水车薪,不可能成为产业常态。

在石嫣看来,目前CSA模式面临的困难,在于市民不太接受只吃应季蔬菜的观念,以及消费者对CSA模式本身的认同度不高。CSA模式不会成为未来食品供应的主流,只会是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出的情况下的某种补充或替代。真正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还是要靠农民或种植大户改变现有的种地模式。

长鳞杜鹃

八塘镇蔬菜基地一位赵姓老板表示,城市周边的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城里人不可能人人都去租地种菜。而且,由于大城市空气污染非常严重,再加上种菜是一门技术活,即便是自己种的菜,也未必就能很好的存活。

与个人种菜的低效率及小规模相比,更加有效的方式是建立蔬菜直供基地。这位蔬菜种植大户建议,比如在北京、上海和重庆等大城市,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选择数个蔬菜直供基地。相关部门和经销商可以与这些基地的农户在合同中约定,不能滥用农药和化肥,并不定时派第三方进行抽检。一旦发现有违合同约定的行为,就取消该基地的直供资格。

有专家表示,蔬菜直供制度不仅能够降低流通成本,而且还能够追溯蔬菜产地。一旦出现问题,就能对蔬菜基地实行株连政策,倒逼地方政府加强监管。此外,也可以让农民之间互相监督,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谁不用农药、化肥和生长剂,谁就吃亏了。

:艾格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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